三地如果继续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

2020-11-12 03:43

京津冀一体化构想已提了20多年,但一直“呼声大、雨点小”,关键障碍是三地之间产业重构的权利义务不对等。北京一直想留下优质产业和公共服务,把淘汰产业疏解到津冀,“甩包袱”意味浓厚;而津冀则长期饱受北京对其人才、资金和资源的吸附,产业不得不停留在低端层面,并不想接收北京淘汰下来的产业。三地如果继续守着自己那“一亩三分地”,“共输”局面(北京雾霾和拥挤为代表的城市病、津冀产业低端化和空心化)难以改变,死结难以打开。

一方面,经济疲软,实体投资意愿下滑,近50%企业订单不足,慎贷情绪浓重,而银行资产负债表受损,惜贷情绪也难除,不得不以高贷款利率对冲风险,贷款利率与实体利润率“倒挂”无可厚非,只是伤及消费信贷;另一方面,房地产需求集中在一二线重点城市,而库存压力则在600多个二三四线非重点城市集聚,“3·30”新政对去库存效果难彰;最后,约束地方融资平台、高融资成本制约地方债券发行和置换,再加上整顿吏治,地方财政政策不积极,而ppp受深层制度约束,短期内难以弥补地方政府缩减公共投资后的缺口。

因此,无论是定向宽松,还是“降准降息式”的全面宽松,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,提振投融资意愿,都遇到了“中梗阻”,并增量资金屡屡在金融体系内空转,这在2011年至2013年间表现在影子银行爆发,现在则是股市狂飙;而旨在增加基建投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,尽管对准了调结构,短期效果很显著,但难免会恶化地方政府债务压力、提升杠杆率和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,若处理不慎会使2013年以来去杠杆的一系列改革努力付之阙如。

都市圈已成当代新的经济增长极。2001年,大纽约区、大洛杉矶区、五大湖区分别占美国gdp的24%、21%和20%;大东京、阪神、大名古屋分别占日本gdp的26%、23%和20%;伦敦、大巴黎区和汉城等大都市圈分别占到所在国家gdp的22%、18%和26%。相比之下,目前我国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分别仅占全国gdp的9%、18%和10%,合计也只有37%。而且,我国三大都市圈发展极其不平衡,京津冀都市圈人口规模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差不多,且坐拥首都、北方经济中心地位,拥有两个直辖市、拥有最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、智力资源体系,但仅仅占据gdp的9%,劳动生产率仅为珠三角、长三角的64%和71%。

半个月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,以一季度良好开局为2015年“稳增长”打好头炮的目标并未如意。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,鼓励基建投资还是提振实体经济投资意愿,症结均不在政策选择和政策的力度,而在于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“中梗阻”。

为了过渡好“衔接期”,避免断档造成的失速,需要有新的政策工具“出膛”,这就是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重要抓手,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。笔者认为,政治局会议通过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,这或将意味着,国内新一轮基建投资再次起航,并与“一带一路”相辅相成,形成基建投资“两翼”齐飞的局面,成为今年“稳增长”最重要的动力。

公共服务均等化后,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也将均等化,人口也将会向津冀两地转移。这将给房地产、道路交通、市政设施、环保建材、农业产业化、国企改革带来真正的机会。在投资模式上,经过财政注资、央行psl后,国开行代替地方政府成为投融资主体,正蓄势待发,这不仅能补充基础货币缺口,避免地方债务风险和加杠杆,还能防止增量资金空转,并助推社会融资利率下行。

显然,经过高层充分协调,在疏解北京哪些功能上,三地终于达成了共识,除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外,教育和医疗等重要的公共服务体系也要迁到津冀。按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,疏解首都功能,让北京轻装上阵,就须将北京辖区内的医疗、教育,连同生产和生活服务业等迁到津冀,促进三地公共资源均等化,以此来重构产业协同。教育和医疗这一最重要的公共服务资源迁到津冀后,三地公共服务均等化迈出了最大的一步,一体化最大障碍破除。

正因为如此,政治局会议适时调整“工具箱”政策组合,针对一季度数据、4月pmi和结构性障碍,开出了新的“稳增长”、“调结构”药方。在财政政策上,继续增加公共支出,重点加大降税清费力度;而在货币政策上,基于短期利率已下降,需要再接再厉,降低长期利率,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。可见,财政货币政策意在降低融资和创业的各种制度成本,并以地方政府减杠杆来激励实体经济(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大众创业)加杠杆。

但是,由于上面所言的“中梗阻”,再加上经济下滑,实体投融资意愿不足,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在短期内难显。即便在美国,2009年至2013年,连续几轮qe也并未带来民间投资意愿上升,企业现金储备在2013年高达到1.45万亿美元,原因就在于经济下滑背景下的慎贷和慎投情绪浓重,不愿意花钱。在我国“三期叠加”的背景下,更不能忽视这一问题。

由于当下面临的是经济减速叠加结构性、体制性和周期性矛盾,因而逆周期调控不理想,短期内,攻坚改革需要继续对旧模式“做减法”,而备受呵护的新经济模式尽管还无法担当大任,遂造成“青黄不接”的断档风险,使“稳增长”压力短期内骤增。未来一段时间,如何过渡好“衔接期”,避免断档已成主要矛盾。

都市圈已成当代新的经济增长极。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因此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,这或将意味着,我国新一轮基建投资再次起航,并与“一带一路”相辅相成,形成基建投资“两翼”起飞的局面,成为今年“稳增长”最重要的动力。